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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月,我出生在山西大同左雲縣張家場村一個貧農家庭。4歲父親去世,6歲母親改嫁,我隨年老體弱的爺爺奶奶生活。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到村小學讀書。12歲那年,我以第一名的畢業成績升入破魯中學。不久后,奶奶病逝。初二下學期爺爺又得了肺心病,臥床不起。為了照顧病重的爺爺,我不得不退學回家。

  當時,老師和同學都很關心我。同學魏宏士說他會瓦工,放假了當小工能掙錢,可以幫我交學費。爺爺是我最親的人,我必須回去照顧他。離校前,班主任王大國讓我寫一個退學申請,說我年齡小、成績好,學校能給我保留學籍,等我把家裡的事安頓好再來上學。我把退學申請交給校長肖海成,他看到申請書寫得很有文採、充滿感情,一連說了兩個“太可惜”。

  回村后,我一邊伺候病重的爺爺,一邊參加集體勞動。因為有點文化,我當過小隊記工員、小隊和大隊會計。爺爺去世后,為償還爺爺欠村集體的200多元缺糧戶款項,我白天參加集體勞動,一收工就在野外拾沙棘樹根當柴火燒,割荊條編筐到集市上去賣。即使這樣,我也沒有忘記堅持學習,跟大伯學了一手好珠算,跟村裡老藝人學習吹拉彈唱。我還給娶媳婦的人家抬過轎子,為的是能吃頓油炸糕。3年后,我終於還清了欠款。

  1964年2月,考慮到我是孤兒、生活困難,村干部和公社領導推薦我去參軍。經過政審體檢,我被批准入伍。19歲的我已經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當時,全國上下都在開展學雷鋒活動。我就想著到部隊早日入黨提干,當個雷鋒式的好戰士。

  入伍那天,鄉親們把胸戴紅花的我扶上高頭大馬,把炒好的瓜子、煮熟的雞蛋塞進我的口袋,敲鑼打鼓歡送我。在縣裡召開的大會上,我被指定代表新兵發言。我現在還清楚記得自己臨時編的那段快板:“你們給我戴紅花,我把決心來表達,到了部隊聽黨話,黨叫干啥就干啥!”

  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也做了一輩子。到部隊后,我始終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見紅旗就扛、見第一就爭。參軍第二年我就入了黨,第三年提了干,成為部隊學雷鋒積極分子。

  軍旅近40年,從一名普通戰士到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再到師長、副軍長、省軍區副司令員,我的成長之路沒有走過捷徑,每一步都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當戰士時我被評為“五好戰士”和“技術能手”﹔當連長、指導員時所在連隊被評為“四好”連隊﹔當團長時一心一意練兵備戰謀打贏,全力做好軍事斗爭准備﹔當師長時承擔全軍軍事訓練改革試點任務,參加了原北京軍區“北國利劍”等重大演習,帶領部隊承擔亞運會安保任務。期間,黨組織還推薦我先后到幾所軍事院校學習,我的成績都是優等。我一直堅信,隻要信念堅定、苦干實干、作風素質過硬,個人的成長進步由組織安排。

  那些年,我的心始終在部隊,虧欠妻子和孩子很多。妻子王秀蘭和我一樣出身貧寒,品學兼優,是“老三屆”畢業生。1977年恢復高考時她考上大學,但為了照顧年幼的孩子,讓我在部隊安心工作,她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其實我到副營職時她就可以隨軍,但怕影響我工作,直到我任團參謀長時我們一家才生活在一起。由於我回家次數少,孩子們都不“認識”我。有一次妻子和女兒都生了病,沒辦法隻能托人把兒子張曉斌送到營區。當時我從訓練場剛回來,看到一個孩子很眼熟,還打量了老半天,覺得很像我兒子。后來有人告訴我,真是兒子曉斌來找我了。我倆愣是互相沒認出來。

  2003年3月,面對鮮紅的軍旗,我敬了最后一個軍禮。脫下軍裝,我陷入沉思:退休后我能做些什麼?有朋友想給我謀劃開個公司,或者給企業當顧問掙點錢,這違背我的初心,我不能干。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想到小時候在張家場村飽受風沙之苦,想到長期開礦採煤給家鄉左雲縣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破壞,想到那裡是京津風沙源重點治理地區,我就琢磨著能不能回鄉植樹造林、綠化荒山,花自己的錢、出自己的力給家鄉做點好事。

  一些戰友知道我的想法后,勸我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縣革命老區植樹,因為各方面的人和情況都比較熟悉。但是落葉歸根,我忘不了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忘不了鄉親們當年對我的恩情,最后還是決定帶著妻子回到張家場村,植樹造林。

  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戰場”。沒有住房就自己蓋,沒有水就打井,沒有資金就找子女和親友借,沒有經驗技術就走大同、上北京、赴東北虛心請教。每到植樹季,我和妻子早晨5點鐘起床,和村民一起帶著干糧上山植樹,餓了啃干饅頭吃方便面,渴了就喝口自帶的涼開水,每天一身沙土一身汗,干到天黑才收工。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雖然人老了、臉黑了,可苗活了、樹綠了,一排排、一片片長成茫茫林海。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我干得風生水起、林場建設逐漸步入正軌時,2011年,我被確診肺癌,要做手術。手術前,我想方設法把這些年種樹借子女和朋友的錢都還了。好在手術比較成功,我又接受了4個療程的化療。盡管家人一直勸我安心養病,2012年春節剛過,我還是按時回到村裡給鄉親們拜年,安排新一年的造林計劃。期間,我按時服藥、接受治療,保持樂觀的態度。2014年深秋,完成當年植樹任務后,我的身體又出現不適症狀,肋骨有疼痛感,復查時診斷是肺癌骨轉移。我思前想后,沒做手術,也沒化療,選擇了保守治療。因為我計劃的造林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做了最壞打算,即便生命走到盡頭,也要把骨灰埋到種樹的樹林裡。2015年正月十五,我又回到村裡,和鄉親們一道扭秧歌、耍社火。鄉親們看到我心裡就踏實了。我每天呼吸樹林裡的新鮮空氣,給樹苗培土、澆水、剪枝,感到非常幸福。

  回鄉18年來,我同家鄉群眾打成一片,大河口、小河口、三台子等村的牛羊倌、村干部都是我的好朋友。逢年過節我都買禮品看望他們,去他們的家吃頓便飯、拉拉家常。這些年,我無論在哪個村植樹,都要事先同群眾商量,凡是有爭議的地塊、涉及老百姓的利益,都要征得他們的同意,讓他們滿意。

  2017年8月,我在林場建了“清風林教育基地”。去年經山西省委組織部批准,基地成為右玉干部學院現場教學點,我被聘為“特聘教授”,接待來自祖國各地的干部培訓班。同時,我還應邀赴全省作報告達200余場,把一個老黨員的所思所悟講出來,讓大家從我的經歷中看到共產黨的好、社會主義的好,讓大家知道一個共產黨員如何盡到自己的義務。

  今年是建黨百年,我也76歲了。回首過往,我的每一次進步和收獲,都是組織培養關懷的結果,都是人民群眾支持的結果,我從內心裡感謝黨、感謝人民。我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當好生態建設的宣傳員、綠化荒山的戰斗員、森林樹木的護衛員,為家鄉人民多種樹、多做好事,讓左雲的荒山荒坡都成為“金山銀山”,在“第二戰場”為黨和軍隊再添光彩!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張連印一直是個“高大的背影”。他在部隊時工作很忙,我和兩個妹妹一直跟著當老師的母親住在學校一間小宿舍裡。直到他任團參謀長時母親隨軍,我們一家人才團聚,但家裡的日子並沒有好到哪裡去。我和妹妹總是吃不飽,因為家中總有村裡親戚“路過”,父母還要把糧食省下來接濟老家的姥姥和姥爺。我聽到過營區裡有人議論,說一個團長家怎麼會過成這個樣子。可父親不以為意。他歷來穿不講究、吃不挑剔、住不攀比,告訴我們他和母親從小過的都是苦日子,和老家的親戚相比,我們的生活條件已經好多了。

  “苦”是我的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能吃苦”是父親對我們兄妹三人做人做事的要求。我上小學五年級時,父親送給我一個日記本,他在第一頁寫下一句話:“怕吃苦、不努力,終將一事無成。”后來我去當兵,他叮囑我:“當兵就要能吃苦,吃不了苦當兵也是個窩囊兵。”雖然他在部隊一直擔任領導干部,但對我們要求嚴格,從不搞特殊化。母親帶我們去部隊探親,每次他都把伙食費交給食堂。他調到第27集團軍任副軍長,母親隨調過來后被分配在石家庄動物園,起初在熊貓館當售票員,還要負責熊貓館的打掃。工作繁重、滿腹委屈的母親對他抱怨,父親卻說:“看大熊貓多好,等我休息了也去看大熊貓。”母親一時哭笑不得,在熊貓館工作了1年半后才調整崗位。

  父親說,當年他和母親相親時,了解到母親也是家境貧寒,從小養父母四處要飯供她讀書,和他這個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爺爺奶奶相繼去世的苦孩子“門當戶對”,“將來如果離開部隊,我倆能一起回老家過日子”。沒想到,30多年后,他真的和母親一起回老家,過得還是“苦日子”。

  我們兄妹平日工作都很忙,對父母在老家植樹的情況其實了解不多,只是在父親資金短缺時盡力幫了他一些。2014年,69歲的父親肺癌骨轉移。有一次我看到他皺著眉頭、用手撐住肋部,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有點疼。父親是一輩子沒叫過苦、叫過累的人。我突然覺得很愧疚,作為子女對他照顧得太少。我決定自主擇業,回老家陪父親一起種樹。父親嘴上說讓我再等一等,工作上還有進步的空間,但我分明從他的眼神中看到一絲欣慰。

  如今,我回到張家場村已經7年了,深深體會到父親這些年種樹的不易,但每一天都能感受他的幸福和快樂。他是真的愛這片土地、愛這裡的鄉親,想為家鄉人民做點事。從他的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一名黨員的初心、一個軍人的本色和一個游子的鄉愁。他那“高大的背影”,在我的心中越來越清晰。我也將緊緊跟隨他的腳步,為染綠家鄉盡自己的一分力。

  我在某師炮兵團任作訓參謀時,張連印是我的老團長。他一心專注練兵備戰,處處以身作則,是我們心中的老大哥、好團長。

  1981年8月,我們團在山西某地隨師部進行合練。演習中,我團擔負師炮兵群作戰任務,正式進行實兵實彈演習前要進行2次預演。第一次預演,因為不進行實彈射擊,個別干部的准備工作不認真不細致。張團長檢查時,發現某連的2門火炮,沒有按實戰要求配置在規定炮位,炮口幾乎頂住了土坎。他馬上對該連陣地干部進行嚴肅批評,要求立即進行糾正,同時召開緊急會議通報全團。會上,他嚴肅指出,演兵場就是戰場,非實彈火炮陣地也必須按實戰標准執行,來不得半點馬虎,每一個訓練課目都必須符合炮兵戰斗條令規定,按實戰要求去准備。此后,全團再也沒有出現類似問題,軍事訓練年年被評為先進。

  第二年秋天,我們團在山西盂縣一個村子附近駐訓,分散住在老鄉家。鄉親們非常熱情,騰出自家最好的房子給我們住。駐訓期間,部隊發揚優良作風,做到“缸滿、院淨、電費清”。駐訓結束,全團在村邊公路編隊完畢,正准備出發,一名干部匆匆跑來報告,3戶老鄉家裡暫時找不到人,電費無法結算。有些干部說沒結就沒結吧,也沒多少錢,我們每年都來駐訓,下次再說。張團長認為,錢是小事,軍民關系事大,一分錢也不能少。他命令這名干部帶車找到3戶老鄉,逐家結清電費,再趕上部隊返回營區。在他的影響帶動下,我們團和駐地群眾的關系更加融洽,軍愛民、民擁軍的魚水關系更加鞏固。

  因為工作關系,從2013年開始,我與張連印將軍有過很多交集。9年時間裡,我見証了他植樹造林、綠化荒山的成果,更領悟到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和家國情懷。

  張連印常對我說:“都說落葉歸根,我回來植樹,是想回報生我養我的土地和鄉親,盡我所能讓家鄉環境好起來。”他植樹造林不要林權、不要地權,全部無償交還集體。他的心中總牽挂著鄉親,每年中秋節都要去慰問村裡的困難群眾和80歲以上的村民。隔一段時間,他都要去左雲縣福利院看看那裡的孩子,給孩子們講自己苦難的童年,用自己的成長經歷告訴他們,做人要能吃苦、肯吃苦,要對生活有熱情、對未來有信心,立志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近幾年,綠化荒山的同時,張連印還義務作報告200多場,很多老干部聽完報告都發自內心地說,向張連印學習什麼時候都不過時,就算不能像將軍那樣做大事,也要多做些有益社會和身邊人的小事。在他的帶動下,左雲縣黨政機關、駐地部隊和很多社會團體每年都到基地參加義務植樹,慕名前來參觀學習的黨員干部越來越多,大家都被他不忘黨恩、情牽故裡、綠化荒山的事跡深深打動。他的那句話也引起每個人的思索——

  “人這一輩子很短,經受的考驗很多。對黨員干部來講,最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正確對待名利地位,能不能把為人民服務、為黨奮斗終身的誓言踐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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