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主页 > 会计职称 > 机遇不平等:概念、机制与启示

  内容提要:机遇是特定时间和地点下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受个体控制、不可预期性、不可解释性、突发性的特征。时间和地点是考量机遇的两个基本维度。机遇影响具有普遍性和异质性两个特征:普遍性表现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的所有人均受到影响,非此时期和地域内的人未受到影响;异质性表现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机遇与个体特征产生交互作用,对不同的个体影响不同。机遇不平等则是因社会环境不一样造成的个体社会结果差异。机遇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改变个体先天或后天因素与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改变既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影响长期的代际流动格局。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靳永爱,女,湖北巴东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 100872);谢宇,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包括采集狩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不平等。为什么一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对不平等和不平等形成原因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不平等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福利(财富、收入、就业)、权力(政治、工作、家庭领域)、文化(教育、数字文化、文明)、社交、健康等,我们统称这些为“社会结果”①。尽管一些声音坚持这些不平等是在一个“自然”市场(natural market)上由个体的“自然”天赋(natural talents)造成的②,但毫无疑问,这不是不平等的全部故事。

  社会不平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共识是,不平等是由个体先天(Ascribed Attributes)和后天(Achieved Attributes)两种禀赋共同造成的。大量研究分析先天禀赋和后天禀赋如何造成了社会结果的不平等,而社会环境在不平等形成中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试图将社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根据不平等发生的时间——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重新构建不平等的分析框架,见表1。从个体层面,出生前即先天的因素比如基因、性别、种族和家庭出身是无法改变的,而出生后即后天因素如教育、努力程度、得到的帮助、职业等则可以改变。比如说,个体可以通过改变努力程度、教育水平来克服先天的劣势,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改善因先天因素形成的不平等。社会环境一般来讲比较稳定,以个体出生时间为标准从两个维度分析:出生前的社会环境——个体出生前已经形成的结构化的社会环境,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宏观上产生的结果,是个体出生的特定地点和时间下社会环境的总和,既定的社会环境已是历史,个体无法改变;个体出生后的社会环境——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环境,个体可以改变的可能性实际上也非常小,除了极少数人(比如革命家)可以改变社会环境外,个体对环境的改变力量微乎其微,他们只能去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则成了机遇不平等的来源。个体出生前的社会环境,比如出生地点、出生时的人口环境(与出生时间有关)是个体生命历程的起点,不同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时间可能奠定个体一生中完全不同的发展机会;个体出生后的社会环境影响是全方位的,既可能影响获得社会结果的途径、机会,也可能会直接影响收入、财富在内的经济福利分配。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环境和事件不一样,社会结果也会不同。

  以往的不平等研究绝大多数讨论的是特定社会情境下个体层面上社会结果的差异。这类文献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是如何改变个体在社会结果上的组间差异,如性别、种族、家庭出身对社会结果的影响。最近的几项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比如工业化进程中的代际流动变化③,社会主义变革如何改变原有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的关系④,医疗技术进步如何使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更长⑤。本研究中,我们将不平等的研究视角从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组间差异转到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社会结果在人群间的差异。

  广义地讲,机遇是不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外生的、不受个体控制的社会环境因素,不同社会环境/情境造就了不同的机遇。社会环境/情境是社会变迁总体的一部分,社会变迁包括现代化、工业化、世俗化、去殖民化、国家主义或全球化等,这些社会变化遵循一定的逻辑和模式。但我们关注的影响机遇不平等的社会情境对个人而言具有不可预期性、无规则性、不可控性、不可解释性和突发性的特征,比如自然灾害、社会变革、政策变化、出生高峰等。从个体角度,社会环境是如何跟个体社会结果相关联的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同的人机遇不同?社会环境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机遇产生的两个基本维度,所以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居住地点则可以作为对机遇的基本测量。“生不逢时”讲的就是出生时间带来的机遇。

  因社会情境不同产生的社会结果不平等则是机遇不平等。源于时间和地点(特别是出生时间和长期居住地点)的不同,个体会经历不同的人口、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和事件,从而影响到了个体一切形式的社会结果,比如收入、财富、教育、健康、人口行为等,形成了社会结果上的不平等。机遇不平等既会导致机会/过程不平等,也会造成一切形式的社会结果不平等。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从个体角度讨论机遇和机遇不平等,但机遇不平等是指整个群体之间而不是针对某个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换句话说,机遇影响的是某个群体,而非个人,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尽管我们强调外部环境影响的普遍性和不可控性,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机遇可以跟个体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产生交互作用,也就是说,能否抓住机遇、机遇对个体福利的影响大小都可能会因个体特征不同而变化,同样的机遇对不同群体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从而也会形成不平等。二是在全球迁移流动比较频繁的背景下,个体通过后天的努力有可能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改变机遇,比如迁移到其他城市工作;但这也是有选择性的,有时候受到政策影响,有时候受到个体因素影响,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做到改变居住地而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且有些事件的影响是全世界性或全国性的,生活在当时当地的所有个体都会受到影响,即使迁移也无法改变。

  机遇不平等或者说机遇的影响可以测量吗?从实证方法角度上,经济学领域早就应用一些方法测量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和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这两种方法通过识别处理组和非处理组来估计外生事件的效应,而处理组就是我们定义的受到机遇影响的组,估计出的处理效应就是机遇的影响。很多政策和事件都是突然性的外生冲击,大量研究使用这两种方法估计三年自然灾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供暖政策等一些社会情境对个体的长期影响。

  这里需要解释另外一个可能会跟机遇不平等混淆的概念——机会不平等。一般来讲,不平等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即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结果不平等是社会结果在个体上表现的差异,而机会不平等则是指不同人在同一社会中获得社会结果过程中的机会有别。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结果不平等是自然存在的,它奖励个体的努力,具有激励作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⑥;引起人们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问题的则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获得结果的过程不公平。学术界对机会不平等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Rawls为代表的学者尝试将“对平等的需求”从个体成就拓展到机会领域。Roemer和Trannoy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机会不平等理论,构建“环境—努力(Circumstances-Efforts)”分析框架⑦,环境指的是个体无法自我控制的因素集合,比如家庭背景、种族、性别等,而努力则指的是受个体自我控制的行为,比如工作努力程度、工作时间、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不平等的形成则是由个体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和个体可控的努力程度共同造成的,如果结果不平等只是由个体努力决定的,则称为“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如果结果不平等一部分是由个体不可控的外界因素造成的,则是“机会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机遇又不同于机会。如果以英文区分,机会用opportunity表示,强调的是过程是否公平,机遇则更适合用luck或chance,有时候跟机会同义,但更多地强调偶然性、不可控的外部事件发生带来的影响。出自《诗·大雅·桑柔》的“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就是人们常抱怨的“生不逢时”“时运不济”。这就是个体层次上讲的机遇,是社会环境对个体命运产生的影响。个体集合而成的社会分组在受到某些社会事件的影响时,一些群体受到了影响,另一些群体并未受到影响,一些群体受到影响更大,另一些群体受到影响更小,一些群体受到正向影响,一些群体受到负面影响,这就产生了机遇不平等。当然,Roemer和Trannoy的机会不平等分析框架也包含了社会环境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但更多的还是从个体层次展开讨论,没有强调社会环境的作用,忽视了本研究讨论的机遇的因素和作用。

  如第一部分所述,机遇不平等本质上是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环境造成的群体间的社会结果差异。本部分依据表1,从个体出生前和出生后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深入讨论机遇的产生和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个体特征是如何与机遇发生交互作用的。

  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人与人的个体差异很大,这些个体差异当然会影响到个体在社会结果上的差异,但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出生在什么时候、出生在哪里与他/她将来的社会结果关系极大。

  我们并不是最早认识到机遇重要性的学者,对出生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影响最著名的讨论是“伊斯特林效应(Easterlin Effect)”,讨论的是出生率和队列规模变动导致的人口和社会行为的周期性变动⑧。伊斯特林在对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的人口现象研究中发现,出生年份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出生队列规模与个体之后经历的关键事件比如入学、结婚、进入劳动力市场息息相关,队列规模越大,个体面临的社会资源的竞争越激烈⑨。出生队列的相对规模会影响队列成员的终身福利⑩。在对婴儿潮一代的讨论中,伊斯特林发现,因为大规模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一代的相对收入、就业等经济福利的确受到了负面影响(11)。不过平均而言,婴儿潮队列的福利好于之前的队列和其父母一代,这是因为婴儿潮一代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推迟婚姻、单身、少生而改善了经济状况和队列规模带来的负面影响(12)。出生队列规模对队列后续福利的影响在中国也得到了实证验证,规模大对队列内的个体的教育机会和结果都会产生负面影响(13)。这是个体出生前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其实出生后经历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依赖于出生时间的,出生的时机不同,相应的社会环境可能成为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机遇或阻碍。

  出生地点对个体成功也至关重要。地点可以提供发展机会也可能成为发展的限制。个体出生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福利好的地区,则赢在了起跑线上,出生地甚至影响到之后一生的机会。一个出生在发达国家的人享受高质量医疗卫生资源、教育资源、就业资源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个生活在落后国家的人;一个同等条件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在瑞典肯定要高于在印度;一个成长在北京、低受教育水平的蓝领工人有大量机会成为快递员、外卖员,月入上万,而一个同等素质的人如果生活在甘肃,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同样的收入。这就是地点带来的机遇不平等。当然,这里讨论的是出生地点,在国际国内迁移成为可能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后天的生活地点也可以通过迁移来改变,后文会讨论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和影响。

  地点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的典型讨论是美国的居住隔离及其后果。研究表明,小孩成长的社区环境对其收入的向上流动有重要影响(14),居住上的隔离实际上就是机会隔离。Chetty等使用美国的2000年与2010年普查数据以及对应的2005-2015年联邦退税数据、普查小区信息、国家统计局1989-2015年的美国人口信息,构造了一个“机会地图集(Opportunity Atlas)”,主要分析了1978-1983年出生队列成年时期的收入、犯罪率、青年少年生育率等一些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父母的收入,这个队列的这些指标在不同的社区仍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只相隔几英里,结果往往也相差很大(15)。这个地图集可以用来识别哪些地区是最缺乏机会的,研究者想进一步将这个地图集应用到福利政策上。可见,地点对个体福利有重大影响。地点因素在中国尤为重要,结构性因素比如户籍、城乡是造成中国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原因(16)。研究表明,城乡可以解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10%,区域可以解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12%(17);城乡和省份分别可以解释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的10%和23%(18)。中国的很多公共政策、公共福利都是以城乡、省、户口为依据分配的,比如,生育政策类型与户口、省份、民族相关,住房政策依赖于省份和户口,地点本身甚至可以直接带来经济福利,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设立、沿海港口的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深圳迅速从边陲小镇发展成现代化城市,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在这个过程中也富裕起来。

  机遇,是指遇上机会,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不可预期性的特征。尽管社会环境包含很多要素,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规律性的社会变迁,但从后天的社会环境角度探讨机遇,我们更关注对个人而言不可预期性、偶然性、突发性和无规律性的社会环境。后天的社会环境也是通过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出生时间不同,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历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一样,经历的政策、社会事件也会有不同。居住地点不同,所面临的政策不同、就业机会不同、人口环境各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出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个体,形成机遇不平等。

  总体而言,社会环境是个体不可控的,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政策的实施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需注意的是,个体行为的集合有可能会改变社会环境,导致社会变化。比如Schelling提出的空间邻近模型(Spatial Proximity Model)展示了在一个个体完全根据自己偏好选择居住环境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个融合得很好的城市最终也会变成高度隔离的城市,显示了在微观上个体的微小偏好差异通过众多行为可以造成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19)。尽管如此,社会环境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仍然是不可控的。

  从社会环境的不可预期性、突发性和不可控性特征来看,有两大类因素是最容易带来机遇、产生机遇不平等的:一是政策,二是重大的社会事件。

  政策具有时期性,这就使得不同时期出生队列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同。政策有很多类型,但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实施的,影响的是出生在该时期内的人。这样就会导致受到某项政策影响的人群和没有受到某项政策影响的人群之间产生福利上的差异。这里以几个案例来说明:(1)一些政策直接影响经济福利,中国住房私有化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公共福利房私有化的过程中,体制内单位在房地产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并在内部进行分配,城市普通工薪阶层可从单位低价购得住房(20)。1998年,国务院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随着房价上涨,住房产权成为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积累家庭财产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出,中国的住房财产和家庭财产积累呈现出明显的年龄特征,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群体只要在城市体制内单位工作,几乎都享受到了住房改革的福利,而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青年群体则基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加上进入工作的时间赶上房价上涨,与前面的队列相比,面临更大的住房压力和经济压力,财富积累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2)另外一些政策虽然不直接影响经济福利结果,但会影响其他一些与经济结果相关的机会和过程。例如,中国的大学扩招政策,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后,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快速增长,中国高校扩招人数以年均20%的幅度增长,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1998年的46.1%增长到2002年的83.5%,之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在高水平波动(21)。虽然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是否有缩小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高考扩招政策从总体上增加了1999年以后才进入大学的人的教育机会。出生时间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国的高考扩招不仅直接影响了教育机会,也间接影响着其他方面,比如初婚年龄(22),这些方面又可能会影响个体后期生命历程中的经济机会。

  政策具有地域性。以中国为例,很多政策是直接与省份、户口等地域性因素挂钩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就是政策地域性特征如何影响个体福利的典型案例。中国区域辽阔、人口众多,很多政策都是以区域为基础制定的,比如国家针对各省有不同的政策,各省或各城市也有自己制定的相关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等。这些政策直接代表的就是获得教育、就业、健康、经济福利等一系列资源的机会。政策地域性带来的个体机遇差异在中国本质上还是户籍制度大环境下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以及福利的不可流动性造成的。

  一些历史性社会事件会对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的个体生命历程产生深远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的剧烈社会变革、经济危机、军事战争、贸易战、瘟疫、饥荒等都是会对发生时期甚至之后一段时期内生活的人群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性事件。历史上,饥荒、瘟疫、战争造成大面积死亡,人口减少,而这样的社会事件对人群产生的影响几乎是没有选择性的。在流行病转变过程中,第一种死亡模式就是瘟疫和饥荒导致的死亡,这一时期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在20-40岁之间波动,瘟疫和饥荒通过造成高死亡率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24)。曾经在14世纪50年代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直接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总人口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因战争直接死亡或者因战争带来的瘟疫、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7000多万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倒闭、工厂破产,数千万人失业,无数家庭收入下降、无家可归。据统计,美国的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时期基本维持在5%左右,但是到30年代早期失业率猛增,1932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22.9%,1931-1935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始终高于14%,有两年甚至达到20%以上(2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儿童,很多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逆境可能会影响整个生命历程。Elder收集了一些在经历大萧条时代收入受到重创的家庭中的儿童长达30年的生命史数据,分析了受大萧条影响的这些儿童在成年后事业、价值观、心理方面的特点,比如,经历过经济困难的儿童可能反而养成了成年后应对困难的能力,他们更独立、更早离开父母,正因如此,他们也更焦虑、对同龄人的观点更敏感(26)。

  外部社会环境带来的机遇是个体不可控的,但是机遇可以跟个体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即机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而这样的异质性也是机遇不平等的一大来源。在基因学研究中,基因—环境交互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同的基因类型经历相同的环境(物理环境、化学环境或生命事件如失业、受伤)得某种疾病的概率不同,同样的基因经历不同的环境得某种疾病的概率也各异(27)。在社会学领域,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女性地位的变化,在体力劳动占优势的农业社会,男性有生理优势,社会地位更高,而到如今的信息社会,非认知能力和沟通能力更为重要,加之随着社会对人力资本要求的提高,女性获得了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甚至超过了男性,女性的优势则愈发体现了,在很多方面比男性做得更好。比如在学习上,女孩在努力程度、投入程度、毅力、自制力、喜欢学校的程度等一些非认知能力上高于男孩,平均学业表现也好于男孩(28)。一些突发性社会事件的影响也有异质性,其中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饥荒和传染病造成高死亡的时期,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人、儿童和育龄期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29)。

  虽然机遇具有地域性,或者说空间不平等性,但是个体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寻找机遇、改变机遇,迁移流动则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迁移流动又是受个体先天和后天因素影响的。有些机遇的空间不平等是不能通过改变居住地弥补的,比如一些就业、购房等公共服务政策依托的是户口/身份,而非实际居住地。

  有些机遇,比如政策,看似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但往往是具有某些特征的人可能从中获益更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敢冒风险、能力强、会抓住时机的人,通过市场途径“下海”经商、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等积累了大量财富。不同的人抓住不同的机遇实现财富积累。在中国公共住房私有化过程中,虽然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普遍获益,但获益更多的是单位内职位高、级别高的人群。前文提到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对儿童生命历程的影响,作者也引入了异质性视角分析,分为中产家庭和工人家庭、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和未受到影响的家庭分别分析(30)。Chetty的“机会图集”也发现社区对儿童的长期影响是有种族差异的(31)。因此在讨论机遇不平等时,不能忽略了个体先天和后天因素与机遇之间的交互作用。

  讨论机遇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时,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点是个体随机选择和社会环境发生交互而形成的结果,跟上面讲的个体特征与环境交互情况不一样,也许一些个体选择本身并不是为了抓住机遇,但碰巧赶上了好的时机,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回报。比如,结婚时间理论上是一个与经济回报无关的因素,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结婚时间的早晚则可能成为影响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结婚一般与买房先后进行,结婚是促成买房的一个重要因素。设想在北京2010年本科毕业的两个群体A和B,A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接着买房、结婚;B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假设5年后2015年毕业。这两个群体的财富积累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北京市房价一路飙升的背景下(2010年平均每平方米2万左右,2015年已升至4万,目前为6万左右),A群体由于结婚早、买房早,伴随着房价的上升,购买的住房随之升值,A群体在2015年时已经可以通过住房增值积累的资产到市场上换更大更好的住房,而刚刚博士毕业的B群体在2015年才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2010-2015年之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即使转换成经济收益,也可能无法填补房价上升带来的损失。A群体和B群体在之后的生命历程中可能会经历两个完全不同的财富历程。这就是个人随机选择和外界环境交互产生的机遇不平等。

  为了理清关键概念及其关系,表2和图1列出了文章中提到的关键概念、定义及相互间的关系。

  前面从理论上对机遇和机遇不平等进行了界定,并结合文献研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形成机制。本部分以中国为例展开分析,展示机遇不平等是如何产生并对个体的社会结果产生影响的。中国家庭的财富积累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是典型的受到社会环境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中国的家庭财富积累是如何发生的,机遇不平等又是如何体现的?以下第一部分利用实证数据从代内和代际两个视角讨论社会环境对财富积累的影响。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与机遇相关的事件,给出更多的例子,提出假设命题。

  中国的财富积累是一个近期的新现象,与市场改革同步。中国家庭财产构成中,房产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家庭财产中有70%以上是房产,其中城市家庭中接近80%(32)。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图2绘制了中国城市家庭净财产、净房产、住房产权和住房来源的分年龄组曲线,结果显示,财产水平的年龄变化趋势基本与房产分年龄变化趋势一致。而中国的财产水平随年龄变化的曲线并不符合经典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测,40-79岁之间的年龄组财产均处于较高的水平,老年组并没有因为退休使财产水平受到影响;住房来源于单位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升高而升高,在65岁以上的老年组,家庭财产水平变动趋势基本与从单位获得住房比例变动一致;另外,35-74岁年龄组的住房产权拥有比例一直处于80%以上的高水平。这样的现象早就有学者关注到并给出了解释:有研究者利用1999年数据计算发现财产水平的峰值年龄在76岁,2002年的结果显示年龄与财产水平呈正向线性关系而非倒U型曲线年年龄和住房产权拥有也并未呈现倒U型关系,而是年龄越大,拥有住房产权的可能性越高,年龄与财产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关系(34)。这实际上共同反映了中国近期家庭财产积累模式不能用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而是由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市场化和住房改革推动的。在公共住房私有化改革和2000年以后市场房价快速上涨的环境下,城市有单位的家庭迅速积累了财产。而在这个过程中,赶上房改售房这一机遇的群体是处于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的“40后”“50后”和“60后”(35),也就是图中显示的财产水平较高的中年组和老年组中的低龄人群。换句话说,中国的住房改革和市场化给这些人带来了积累财富的机遇,尽管体制内职位更高、级别更好的群体从中获益更大,但这一项改革整体是普惠性质的,城市中有单位的人,不分职业,都通过住房资产实现了财产积累(36)。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根本上废除了公房。这一政策的正式结束也就意味着从这之后获得住房的主要途径转向了市场,而随着市场房价的不断上升,后来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组则面临住房压力大、财产积累困难的不利环境。

  出生年代和生命历程机遇不仅会对代内不平等产生影响,也会影响代际不平等。抓住机遇积累了财富的父代,通过代际传递又会影响到子女的经济福利水平。房产是中国城市家庭财产的最主要构成部分,这里以住房产权为例分析家庭财产积累中机遇与代际因素的关系。

  表3和表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计算了2003和2013年25-34岁的青年组住房产权拥有情况。2003年到2013年,城市35岁以下青年没有住房产权的比例在上升,从26.8%上升到47.9%,说明青年购房能力越来越弱,前文已提到,这是外部房价上涨给青年带来的不利机遇。但是,青年组内部又是有巨大差异的,主要体现在家庭背景的差异上。父母的工作单位和青年的户口性质反映的都是家庭背景。表3显示,父母在体制内工作的青年2013年与2003年相比,没有住房产权的比例有所上升(22.8%→32.9%),但是自己或配偶拥有住房产权的基本维持稳定(35.5%→35.7%);而父母在体制外工作的青年从2003年到2013年没有住房产权的比例上升幅度更大(25.9%→46.7%),而且自己或配偶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5.7%→22.6%);更明显的是父母职业是农业或无业的青年,没有产权的比例从2003年的37.9%上升到2013年的70%,自己或配偶拥有产权的比例从36.7%下降到了19.9%。户口性质也呈现出同样的模式,从出生以来就是非农户口、通过自身奋斗(上学、工作等)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户口(选择性农转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三类青年在住房产权的变动上差别较大,2003年三者差别较小,但是2013年三个群体的差距迅速扩大,非农、选择性农转非和农业户口三个青年群体没有住房的比例分别为31.4%、49.1%和88.2%。选择性农转非和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青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出生是农业户口,后者出生是非农户口,平均而言,后者家庭背景好于前者,父母在城市住房私有化改革中积累了一定资产,因此得到家庭资助的概率更大。实际上,2011年CGSS数据显示,不跟父母居住并且有住房的青年人中,有一半的家庭父母在子女购房时出过钱。而从2003年到2013年的时期差异正好又反映了市场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机遇的,2003年在房价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住房产权的重要因素,而到了2013年,家庭能否资助则成为能否购房的重要因素。

  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了父辈的机遇不平等是如何影响子辈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子辈本身面临不利的社会环境和机遇,通过后天努力影响了社会结果的获得。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因财产以家庭为单位,无法分配到家庭中的个人,此处的年龄使用家中已婚或未婚但不在学的成年人平均年龄;计算住房来源于单位的比例时,限定在有住房产权的家庭中。

  通过对机遇不平等的机制探讨,我们知道很多突发性的社会事件、政策会带来或好或坏的机遇,导致机遇不平等。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已经有文献研究过,有些则没有。我们在这里列出中国情境下的一些具体的案例(见表5),提出可以实证检验的假设命题。有些事件的影响已有实证研究探究过,这里列举一些主要结论,有些事件还没有研究涉及,囿于篇幅和内容限制,本研究无法深入地探究这些问题,但是提出的猜想和命题可供研究者未来收集合适的数据,进行实证探索。

  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健康受到了影响。这三年的高死亡率以及存活下来的人群的健康受损,童年时期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就业和收入也受到了负面影响(37),农村人口、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38)。

  城市青年,包括1966-19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初中生、高中生、失业青年等;受影响地区的农村青年

  城市青年受到的影响暂时无法估计,有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上没有差异,但是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低,返城时间是幸福感差异的原因之一(39)。有研究表明上山下乡运动帮助对应的农村地区改变了教育观念、提高了教育水平(40)。

  有机会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的这批人生命历程直接发生了改变,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参与社会建设,获得了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工作,个体经营者、私营者获得机会。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国家的发展政策直接获得经济优势。流动人口进城务工,改善了生活水平。

  直接影响了生育子女数,对该人群的健康、就业、收入、幸福感等各方面影响如何尚不能判断。

  社会科学研究中早就意识到社会结果的变异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解释的,比如经典的人力资本模型中,工资的一大部分变异无法用观测到的变量来解释,不可解释的变异就是机遇。机遇对社会结果有重要影响。尽管人们心理上可以接受机遇不平等,因为机遇不平等是群体之间而不是针对某个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比如收入、财富的地区差异、单位差异(41),但是本质上它并不是公平的。市场经济认为社会结果应该由生产力决定,而机遇带来的回报并不是劳动和努力换来的,不遵循功绩制规则。与个体先天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类似,它不鼓励个体努力、工作、理性投资,可能造成个体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心理,也可能导致一些投机行为。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角度,机遇不平等都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1.机遇不平等对个体先天和后天形成的不平等产生强化或者抑制作用,即对原有先天和后天因素跟社会结果的相关关系有加强或削弱的作用。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划定个体成分,以成分为标准分配资源和福利,改变了家庭背景跟个体地位获得的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人、革命干部阶层背景的人获得教育优势(42)。城市中从住房私有化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拥有体制资本的人,这是原有的体制优势和市场作用带来的机遇相互强化作用的结果(43)。

  2.对个体而言,机遇带来的不平等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有累积性的影响。优势累积和劣势累积两条路径经常用来解释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与扩大,教育、健康、职业、收入、财产积累等这些社会结果在初期获得优势后都有不断累积优势的趋势,而且这些社会结果之间又相互关联,容易出现“马太效应”。比如,有研究发现,在中国,老年阶段的健康差异因教育和收入不同而出现了扩大现象,这可能是累积优势造成的(44)。

  3.机遇不平等可能会重构既定的社会分层秩序,形成新的代内秩序,改变整体不平等格局。根据谢宇、张春泥的研究,社会主义改造直接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原有的劣势阶层比如贫困农民、工人阶级及其后代从改革中直接获益,而原有的优势阶层及其后代的优势被削弱(45)。根据周翔的研究,市场上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大学扩招带来的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分布的变化,以及国有部门的收缩及其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解释中国工资不平等上升的几个重要因素(46)。

  4.机遇不平等也会对代际流动产生长远影响。社会流动性下降、阶层固化在美国、欧洲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47),这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48),中国的社会封闭性特征日益明显,阶层位置或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不断增强(4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因机遇带来的优势或劣势可能会被代际复制、累积,因机遇不平等形成的分层格局会进一步强化。

  5.机遇不可被个体控制,没有规律,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出现。普通人没有力量解决社会环境(比如经济萧条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带来的困扰(50),但从政策角度,有些因政策机遇造成的不公平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突发性社会事件产生的影响虽不可避免,但至少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掌握它们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结果、如何导致机遇不平等的,如果出现了不公平,可以从政策角度做一些弥补。对于个体,只有真正将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历史、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明白自己的生活机遇(51),并抓住这些机遇。

  刘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聂雨琪(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亦对本文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13)马妍:《出生队列规模变动对队列成员教育成就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14年第3期,第67—80页。

  (21)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82—113页。

  (22)刘昊:《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23)《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35)吴开泽:《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HIP和CFPS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89—114页。

  (39)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66—74页。

  (41)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第1—20页。

  (49)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40—58页。

  (50)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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